朱作言院士（左二）同来访法国专家交谈

桂建芳培育的异育银鲫“中科3号”，现已生产200多亿尾，新增价值100多亿元。

这是自1989年运行以来，三度获得优秀评估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一个几经调整，优势加强、使命不改的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前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中国百姓所需动物蛋白的1/3出发，践行着自己的庄严承诺

每年4月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最兴奋的季节，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他的学生、鱼类基因工程学术带头人胡炜，对此深有感触：“这是鱼类繁殖的季节，各种实验都在这个时间展开。”年过七旬，朱作言有时仍然会在这个时候亲自上手给研究生演示实验操作。

小小细节背后是高涨的工作热情。作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曾经的主任、现任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朱作言的热情是实验室36个固定人员研究精神的浓缩。

我国的淡水渔业养殖产量占世界淡水养殖产量的近70%，为我国人口提供了1/3的动物蛋白来源。而这一保障背后的科研力量来自这个实验室。

实验室1989年正式开放，现研究领域主要有湖泊生态学、渔业生态学、水质管理与生态毒理、藻类生物技术、鱼类基因工程和鱼类细胞工程六个方向。无论走到哪个学科组，研究的热情，俯拾皆是。

当记者见到水生所前任所长、鱼类细胞工程学术带头人、研究员桂建芳时，他的开场白具有强烈的研究代入感：“我就研究银鲫这条鱼。”选好研究对象和目标，是桂建芳对于创新的重要经验。

作为第二代传人，桂建芳1985年开始银鲫研究，他用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坚持银鲫研究近20年。

在研究中，桂建芳在全国大江、大河、大湖调研取样，在50多个样点取样四五千条。用分子标记进行遗传评价，发现多倍体银鲫具有独特的单性和有性双重生殖方式。

“这是脊椎动物中首次发现的特殊现象，引起了国际专家高度关注。”桂建芳用遗传证据征服了国际专家。2011年，这一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在长期育种过程中，桂建芳积累了很多具有潜在价值的遗传资源，于是由此开展新品种的培育。历经十几年，异育银鲫“中科3号”繁育成功，比已推广的D系高背鲫生长快20%以上，于2008年获得水产新品种证书。

“中科3号”现已生产200多亿尾，新增价值100多亿元。桂建芳说：“我们的研究架起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的通道。”

在实验室里，无论是传统还是基因育种，最终，都将落脚食品安全的层面，服务于人民的动物蛋白需求。

1983年，朱作言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批快速生长转基因鱼。转基因鱼育种研究，是首先从鱼体中鉴定和分离出与生长、品质、抗病和抗逆等性状相关的特有基因，将这些基因经精心设计加工后，转移到拟进行遗传改良的鱼的染色体组内，使之稳定整合、正确发挥功能并遗传给后代，从而培育出优质高产、抗病抗逆、环境友好的优良品种。

“多年来我们围绕转基因鱼育种和安全评估做了大量工作。”胡炜说，安全评估既包括食品安全，也包括生态安全。培育出的快速生长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食用安全，释放或逃逸到自然水体后的生态风险不会高于对照鲤。

“要通过控制转基因鱼的生殖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对转基因鱼生态安全的担忧。”胡炜说，转基因鱼育种要安全评价与控制对策研究同步进行。

尽管水环境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实验室一个最重要的研究方向，育种、抗病、养殖等淡水渔业相关研究，经意不经意间都在发展。

“不管培育不培育，或者项目支持认为重要不重要，都得到很大发展。”实验室主任聂品的这句话是记者此行最深的感触。淡水渔业是水生所的传统优势，国家又确有需求，因此，研究团队有一股力量不断向前发展。

由于传统的养殖方式过度追求高产量，从而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实验室渔业生态学学术带头人李钟杰坚持的观点是：“通过加强渔业增殖，恢复鱼类群落结构与功能，增加生物多样性，降低水体富营养化水平，减缓沼泽化，改善水域生态环境。”聂品的研究方向是水产病害控制及鱼类免疫，近几年他较多关注致病机理的研究。去年年底，聂品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及实验室建立了柱状黄杆菌遗传操作系统的消息，顿时引发业界关注。

“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鱼的黄杆菌的遗传操作系统，可以定向把这些基因缺失，然后更清楚地研究基因功能，并对细菌进行完整的遗传改造。”这是聂品在国际会议上引发关注的原因。

柱状黄杆菌是所有淡水鱼烂鳃病病源。建立了操作系统，是前期的平台积累工作，目标是通过遗传操作系统去改造细菌研发疫苗。聂品对于未来两年的研究进展充满信心。

而另一个聂品期待的“比较爽”的成果则是，通过转基因植物的方法，让草鱼在吃草生长的同时，获得免疫效果。

草鱼出血病是由病毒引起的，通过与病毒所合作，聂品课题组搞清楚了病毒的基因。同时，针对草鱼的三种抗体，制备了单克隆抗体。通过建立针对该病毒有免疫原性的蛋白，并将其转入植物，从而使草鱼通过口服获得免疫。

目前研究进展到鱼吃草后验证免疫效果的步骤。“从实验结果来看，有一定的保护效果。”聂品说。

淡水渔业的研究，必然和水资源环境联系在一起。因此，淡水生态系统的修复是实验室的另一个研究方向。

“退化生态系统向良性生态系统逆转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过程。但是，实验室在滇池草海污染水域开展的示范工程，成功恢复了草型清水态。”聂品说。

这个试验项目的牵头人是宋立荣研究员。蓝藻水华生理生态学与退化水生态系统研究和修复是他的主攻方向。从2005年开始，宋立荣带领研究团队，系统开展了滇池污染成因分析和湖湾生态修复实践。在滇池0.5平方公里的试验范围内，实现了由藻型浊水态向草型清水态的转换，而且，系统恢复后稳定运行已达3年。

污染湖泊的治理，技术是主要手段，但不是最关键的。“对于污染水体退化成因要有科学分析，这样才能指导修复，保证修复的效果和长效运行。”宋立荣说，滇池局部修复成功也验证了高原湖泊在生态修复上的不同理念。

“大中型浅水湖泊蓝藻水华暴发机理研究”是2008年的“973”项目。作为首席科学家，宋立荣带领团队系统阐述了我国太湖、巢湖和滇池等典型水体蓝藻水华暴发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机制，研究成果为我国蓝藻水华的预防和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指导。

“通过监测水体常规理化指标等监测手段很难做到蓝藻水华暴发的提前预测，将部分与蓝藻水华暴发过程密切相关的生物参数纳入监测，可能提高蓝藻水华暴发监测水平。”宋立荣说，在滇池已实现提前一周水华预警。

无论是水生态修复，还是蓝藻水华控制研究，宋立荣都强调团队协作。他认为，实验室是个很好的“筐”，既实现了项目组的独立运行，又为项目合作提供平台。

在实验室采访的两天，记者深为这些敬业的研究员所感动。中国鱼类产量的98%~99%是淡水鱼，可见淡水鱼对国家食品结构的重要意义。而这个实验室，始终肩负着这个伟大的蛋白使命。

（刊于《中国科学报》 2013-07-02 第8版 平台)